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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松:北京應該更多地激活當地的文化資源

宋麗是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雅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漢唐美術史,佛教美術史,道教美術史。
李方舟

    宋麗是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雅杰出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漢唐美術史,佛教美術史,道教美術史。主要著作有《長安藝術與宗教文明》、《漢代藝術中的西王母畫像》、《太古以來先秦繪畫史》、《陜西古代佛教美術》等。他主持了國家藝術專業的中國道教藝術史研究項目和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項目(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藝術批評史。

     
    【名家話文化】李松:北京應該更加活躍當地的文化資源


  記者:據了解您在北京任教前,一直在西安進行藝術史的相關研究,在您看來,同為古都的北京和西安在文化氛圍上有哪些異同?各自有怎樣的特點?


    宋麗:我在Xi呆了大約18年,然后我在北京呆了大約同一時間。可以說,我的整個學術生涯主要是在這兩個城市度過的。


  我的專業是中國藝術史。我認為中國的文化可以分為兩部分。?初期為西安,周、秦、漢、唐為陜西,至宋,文化上也屬于整個中原文化圈。因為后期到了北京,我們有看實物的文獻,基本上被這兩個歷史包圍著。我也很有幸,正好生活在這樣兩座城市,可以比較系統的來感受一個比較完整的中華文化的發展過程。


  來到北京以后,我覺得整個氛圍和西安是不太相同的。最主要的一個不同就是北京文化首先是一種首都文化,它不是一般的城市文化。首都文化的特征是包括了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精英,它的平臺已經國際化,我們在北京做什么樣的文化活動,多是國家最高水平,這是非常大的好處。包括北京最著名的旅游景點,像故宮、長城,也都是全國最好的。


  記者:您認為當前北京市的文化建設存在哪些不足?有何建議?


  李松:說到北京的文化建設,我認為北京的很多文化資源還有待進一步激活。像北京的法海寺、云居寺,還有很大的激活空間。像大慧寺一樣,建筑非常精彩,20米高的大廳里有20多個巨大的彩色塑料,每一個都有三四米高,非常美麗,是中國最精彩的塑料之一,可惜還沒有開放旅行,納入文化建筑體系。這些都是北京市的資源,我們要打造北京的文化品牌,其實手里有很多張優質的牌。


  前不久文物局的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正在整理一套20世紀40年代北京市的考古資料,最近剛剛出版了兩本。我翻開一看,太了不起了,把北京當時民國時期一些能夠看到的東西、一些能夠搶救的東西都記錄下來,今日有不少東西都已經消失了。當時的記錄手段是很簡陋的,要用小平板儀去畫平面圖,用皮尺去丈量高度,跟他們比,我們現在的技術手段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是我們就沒有這樣有恒心、有耐心、細心、系統性去做。


    我建議北京市現在可以著手這樣的工作,組織許多學者專家對北京市的文化資源進行系統的工程。把這些老文物、老房子做一個梳理。我們可以分批次來做這樣一件事,一兩年做一批,每批做一二十個,花十年做上一百個,這樣,北京市的城市文化品牌也就形成了。游客來到北京,過去三天看完故宮長城頤和園就回來了。?現在在北京悠閑地過了一兩個月,每天都看不完。
    
    
    其實包括北京郊外在內有很多東西。?如果我們把北京郊外的許多風景和名勝相結合,搞好旅游建設,對我們北京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也有很大的利益。
    
    
  記者:我們現在經常提要有文化自信,關于這個問題,您怎么看?


    李松:我認為前幾天我們的藝術西化現象還很嚴重。?這其實是個大問題。當然,我們需要學習的過程,開放,要讓中國人知道西方人在做什么,但他們在做什么不一定是我們應該做什么。?不管他們提出什么我們都不一定該提出什么。我們不能把西方的標準當成我們的標準。我們需要明確的是,經濟好不代表文化就是好的,這不是一個正確的推論。舉例而言,古希臘的經濟相比現在是差遠了,但是它的文化,它的哲學戲劇音樂美術雕刻,到現在都是世界文明史的一個高峰。


    我們的中國文化應該符合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值得欣慰的是,最近這些年,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有文化自信,我覺得這一點非常及時,我們要逐步地改變。今年總書記8月去甘肅視察,第一站直飛敦煌,下飛機就去了莫高窟,在那里待了一天,這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表明了黨中央現在對建構中國文化的重視程度。


    現在我們也看到越來越多的地方文化正在大步前進。從藝術家到媒體,我們都更加重視挖掘自己的東西,樹立中國價值觀。


  我們的文化建設要以“我”為主,要分清楚主次,說清楚中西方雙方價值觀上是存在差異的。我們有自己的舞蹈,自己的民族音樂,這些是要大力發展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有一些年輕人去跳街舞,去聽RAP,但是這應該是一個錦上添花的事,而不能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


  另外,關于文化產業,我認為不能把它當做一個純粹的經濟導向的事,總想著什么樣的東西能賣座。其實文化有一些東西不太以主觀愿望為轉移,人們的文化需求是多種多樣的。只要充分地考慮到廣大社會的需求,經濟效益是自然而然的。例如,這次國慶節像《中國隊長》、《我和我的祖國》和《攀登者》這三部電影非常主流。沒想到人們能得到如此好的反饋。說到底,它們符合人們的期望。我們的許多文化政策也一樣,我們都應該以民為本。


    記者:你認為目前我國美術事業發展如何?


  李松:我認為現在我國的美術發展存在兩種不太好的現象。第一種問題是與大眾脫節。比如我們現在政府為主的,像全國美展這些,如何與一般民眾的需求結合起來?藝術家們畫的畫,百姓看不到,也買不起。我們應該有民眾需要的畫。第二種是盲目西化。比如解放前,一般中等工薪階層的民眾就可以買齊白石的畫,比如同樣是大學教授的收入,魯迅一個月就可以買上三五張齊白石的畫。我們現在沒有這樣一個市場,我們需要思考的是,現在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除了衣食住行外,他們的文化需求在哪里?


    藝術史課程中曾經做過這樣的調查,我就問學生家里買的是誰畫畫?200人的課堂,大概有三五個同學會舉手,太少了。能來上藝術史這門課的,大多數還是喜歡藝術的,家庭條件也不差,但是他們絕大多數是和美術絕緣的。我們畫家的畫走不進百姓的家里。


  我們現在的藝術流通市場主要限于拍賣,畫家也圍繞著藝術流通市場在創作,整個圈子已經脫離了整個社會,藝術創作、藝術活動跟民眾的生活需求沒關系了,變成了自娛自樂的東西,這樣的作品是沒有生命力的。一定要把美術創作和跟民眾的生活結合起來,不能讓美術作品只活在拍賣行里,活在畫廊里。


  當美術變成一個很多人樂于參與的文化活動時,文化消費就起來了,經濟也發展起來了,自然文化效應就形成了。在這方面,我們的政府需要做一些引導,以振興整個藝術市場,并使其成為一個真正與人民生活相關的行業。


  說到盲目西化,一個比較典型的反應就是現在我們對現代藝術的看法。現在好像一說起現代藝術就一定是高大上的,其實不然,這個概念需要淡化。應該明確的是,現代藝術實質是在反轉,某種意義上就是在混淆整體的價值判斷。尤其在美術方面,是處于一種混亂、沒標準的狀態。


    許多中國觀眾一看到西方現代藝術就感到慚愧。?為什么呢?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看不懂,然后聽主持人會滔滔不絕的跟他們解釋這些作品里蘊涵了怎樣的西方哲學,又覺得很“高大上”,于是他們很自然的認為是自己水平不夠。這就不是一種良性的循環。如果藝術作品不能給觀眾一種力量和信心,而是讓觀眾感受到一種頹廢、一種消極,甚至一種狂熱,這是錯誤的,很容易使人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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